一所“消失”的中国大学竟记载着近代中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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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约翰大学时期留下的很多老房子、老建筑、乃至学校的草坪、煤渣道路,都是当时师生们从事体育运动的场所。

  今天,华东政法大学体育文化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走进这座博物馆,很多展品都仿佛会说话,它们述说着这所高校在校园体育文化上的风潮。(如今的大学,能打棒球、垒球,能玩拳击的不多吧,快来瞧瞧那时候的约大学生们,那叫一个high啊!)

  华政体育文化博物馆馆方,还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多方史料证实,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前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初创时期的办公地,就在华政校园内。

  作为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所教学学校,圣约翰大学的体育教学一度引风气之先,至今仍为人称道:约大不仅把西方近代体育引进校园,而且注重把体育精神融入学生教育。

  圣约翰大学的交谊室,是大学生篮球、羽毛球、排球、拳击、桥牌等体育运动的活动场所。

  上层分大小两个交谊厅,大厅四周上端设有可容300人座位的看台。40年代末,圣约翰大学就在搭台,举行过一次拳击比赛,由约大学生迎战在上海的葡萄牙侨民,大厅里挤满了观众。

  而一旁的小厅平时除了用于小型会议、展览活动,也是桥牌、兵乓球活动的场地。

  再来看个楼,华政长宁小区的体育室,如今外表看上去有些简陋,但这里很有故事——

  华政长宁校区韬奋楼以北的体育室,其前身为圣约翰大学健身房。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大学体育馆。

  根据当时的布局,体育室一楼为浴室、更衣室和储物间等,二层有健身房、篮球场、也可架设网架进行排球或羽毛球运动,四周还设有吊环、爬绳、拉力器等健身器械,并有一个拳击练习板。

  当时的泳池上架有玻璃天棚,附有跳板,因池水抽自自流井,所以水温很低。1920年,圣约翰大学游泳池全面对外开放,并举办游泳学习班。

  此外,如今华政校园图书馆前的草坪,曾为圣约翰大学礼拜堂前草坪,1890年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举行学校首届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短跑、跨栏、跳高、拔河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以田径项目为主的运动会,也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会。

  而华政长宁校区另一块大草坪,即圣约翰大学时期的“南草坪”,则用来开展高尔夫、足球、垒球以及田径等多种运动的地方。

  据考证,这里也是中国高校校园内最早的高尔夫球场,但当时主要供外籍教师业余活动。

  19世纪末,中国尚处在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统治下。当普通中国学生还只是做些放风筝、踢毽子、跳绳之类的活动时,在圣约翰校园内,外籍教员、归国学生和一批从檀香山来的华侨生,已将棒球、板球、网球等西洋体育开展起来,橄榄球、拳击、骑马、击剑、羽毛球也风靡一时。

  1883年,圣约翰甚至还购置了假枪50支,组织学生练习徒手操、军事操。1894年顾斐德到校后,组织学生军,将兵操列为必修课,遇有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全体学生便会在军乐的伴奏下演习兵操,常常获得中外来宾的喝彩。

  1898年,经由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引荐,学校还曾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赠的200支,每星期操练三次,特别是星期五的大操,类似军事检阅,自副连长以上,都“以鸡羽树冠,以紫丝带饰胸,下垂及膝。士兵还戴着白手套,蔓延数十丈,很是壮观”。

  圣约翰大学学生因此倍感自豪,更引得沪上各校竞相模仿。这种做法与今日大学的军训很类似,换言之,圣约翰也是我国最早对大学生实行军训的大学。

  这是华政体育文化博物馆陈列的当时圣约翰部分运动队的照片,包括足球、棒球、拳击等等——

  1890年5月,圣约翰应加拿大籍体育教师李蔼门的建议,首次举行了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短距赛跑、套麻袋赛跑、跨栏、跳高和拔河等”。

  虽然“当时学生碍于陋习,多数作壁上观”,但圣约翰大学也由此成为中国体育运动会、田径运动会的最早举办者。此后,该校每年都要举办两次运动会。

  到20世纪初,体育已成为圣约翰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每天课后一段时间,学校会把教室、图书馆全部关闭,让学生只能进行体育锻炼。

  正逢清末,学生们还是一身清朝装束,后脑勺垂着的长辫晃晃荡荡的,因此这支足球队也被称作“约翰辫子军”,成了上海一大风景。

  难得的是,这支足球队的水平也属上乘,经常在各种比赛中获胜。后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也组建了足球队,且实力不凡,因此圣约翰和南洋公学的足球比赛就成了轰动两校,甚至全上海的一件大事。

  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其中室内游泳池更为当时罕见。

  1920年6月9日晚7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圣约翰大学游泳队至该会泳池参加游泳比赛,这也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赛。

  最难能可贵的是,圣约翰大学积极开展体育运动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培养专业运动员,而是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运动中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种做法使很多学生在毕业后受益匪浅,很多校友在功成名就之后对当年的体育课还充满深深的感情。

  “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

  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跑的记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有距离。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

  1951年考入圣约翰建筑系,次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同济大学建筑系,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魏敦山回忆——

  在圣约翰参加体育运动丝毫没有枯燥感,多以激发学生兴趣为主,“没有口号、没有指标、没有压力”。

  田径运动很多以追逐游戏为主,其实大家在心里也在竞争,有一些“我一定要追上你”的想法,但是没人会指责你做得不好。

  体育课以“所有同学都能坚持下来为标准”。比如长跑,老师的目的是让所有同学都能跑下来,不是比速度,没有限定时间,只要你在跑、在进步就可以及格了。

  除了传播大学体育文化精髓,随着华政体育文化博物馆开馆,一段罕为人知的史实也走入公众视线:

  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初创时的办公地就在如今华政长宁校区26.27号楼。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7月5日在南京成立,由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王正廷任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

  王正廷为“中国奥运之父”,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而据《申报》记载,因张伯苓、王正廷公务繁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要工作由沈嗣良带领圣约翰大学的部分师生完成。

  沈嗣良是一位知名的体育活动家,他于191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约大文理科教务主任、校长。

  据沈嗣良后人蒋世玮先生介绍,沈嗣良当时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确定正式办公地址前,就在其位于圣约翰大学26、27号楼的居所完成相关工作。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中)与国际奥委会官员步入会场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团中央着手对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进行改组,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49年10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后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另据介绍,华政体育文化博物馆目前陈列的珍贵藏品有130多件,包括第一枚古奥运钱币、第一枚现代奥运会钱币,以及由中国运动员带回来的第一枚奥运会官方参与者纪念章等。

  在华政体育文化博物馆,目前还收藏有圣约翰大学校友使用过的网球拍、垒球棒、棒球手套以及运动队队员合影等等。

  馆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之所以要新建这座博物馆,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珍贵展品的展示,让更多公众了解中国奥林匹克发展的渊缘、传播大学体育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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